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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組織/社工維護青少年權益研究

發表日期:2016-01-20作者:編輯: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出處:

社會組織/社工維護青少年權益研究

一、青少年社區矯正

青少年社區矯正是青少年社會工作的一項重要內容。“青少年社區矯正”是對已滿14周歲,不滿25周歲,被判處管制、被宣告緩刑、被裁定假釋、被剝奪政治權利,并在社會上服刑、被暫予監外執行的青少年犯,置于社區內,由專門國家機關在相關社會團體和民間組織以及社會志愿者協助下,在判決、裁定或決策確定的期限內,矯正其犯罪心理和行為惡習,并促使其順利回歸社會的非監禁刑罰執行活動。(參見趙海林、金釗:《推進青少年社區矯正建設和諧社會》,《社會學研究》2008年第9期)

青少年社區矯正的內容包括兩個方面:首先是監督管理和幫助保護。監督管理是指矯正管理者必須對矯正對象的活動依法進行嚴格的監督和管理,使社區矯正作為刑罰的執行方式能夠體現一定的懲罰性,這既有利于促使矯正對象反省,也有利于通過懲罰實現矯正對象與社區以及被害人的和解,還有利于實現一定的預防功能。幫助保護是指矯正工作者應當對矯正對象的生活困難給予一定的幫助,對其思想改造給予一定的啟迪教育,對其脆弱的心理給予適當的調治,對侵害矯正對象合法權益的事件幫助其維護等。

其次是相關的管理制度,包括家屬擔保制度、信息反饋制度、定期走訪制度、監督考察制度、考核獎罰制度和參加學習和勞動制度。社會組織主要參與定期走訪環節,通過走訪摸清矯正對象的思想動態和生活狀況,及時為他們解決困難,提供幫助。

非政府組織在參與青少年社區矯正領域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各主體在青少年社區矯正中具有不同的角色定位,具體是:公民團體是青少年社區矯正的主力軍,志愿者與社區工作者是青少年社區矯正的“守護者”,社會工作者是青少年社區矯正的“社會工程師”。非政府組織參與青少年社區矯正具有三個重要的功能,即有利于積極培育社區矯正的社會力量、促進公眾廣泛參與,有利于提高青少年的“教育服務社會化”,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長,維護國家的長治久安。(參見張芝芳:《非政府組織參與青少年社區矯正的功能分析》,中央民族大學碩士論文,2008年)

實際上,社會工作與社區矯正具有很深的淵源。社區矯正是從法學中產生的一種刑罰方式,是一種不使罪犯與社會隔離并利用社區資源教育改造罪犯的方法,是所有在社區環境中管理教育罪犯的方式的總稱。雖然系屬不同學科,但是社會工作和社區矯正卻有著天然的聯系。在使用目的上,兩者都是為了讓矯正對象回歸社會;在實施流程上,兩者都具有矯正關系建立、資料收集、干預介入和矯正評估四個步驟。矯正社會工作,是指專業社會工作者,秉承“助人自助”的理念,在司法程序進行的各個環節,為偏差行為提供心理輔導、行為糾正等,使其回歸正常社會生活的一種服務。因此,在宏觀的司法體制之下,從社會工作角度出發來研究社區矯正能使研究更加深入,也符合當下政府提倡的社會管理改革創新的方向。(參見閆一石:《系統視角下的青少年社區矯正社會工作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碩士論文,2012年)

國外在青少年社區矯正方面積累了較為成熟的經驗,特別是社工介入開展相關工作。美國有專門的針對未成年人的社區矯正管理模式,社會工作者的功能通常包括心理評估、法院調查、法庭作證、保護管束、社區服務等內容。英國建立了較為完善的違法青少年社區矯正管理監督機制,在矯正人員的配備上也非常注重專業矯正人員的參與,心理治療和個案工作方法得到很大的重視。香港的青少年社區矯正中,社工是主要的力量。社工的角色是通過社會服務計劃或項目的實施而發揮作用,這些計劃或項目中社工的角色和工作存在很大不同,包括心理治療、家庭治療、認知行為治療等等。上海是通過政府購買專業社工機構的服務來實現社區矯正人員的專職化,先后成立了新航總站、中致社等團體,組織社工為矯正對象提供社會工作服務。主要包括專業化教育引導、心理疏導、團體訓練及相關政策咨詢等職業化幫教服務。(參見榮云:《青少年社區矯正工作的社工介入研究》,蘇州大學碩士論文,2012年)

二、青少年網癮矯正

社工介入青少年網癮矯正主要依賴四種模式開展工作,分別是家庭治療模式、社會支持模式、任務中心模式和行為治療模式。

家庭治療模式強調家庭是個體成長的載體,對青少年來說影響舉足輕重,同時家庭關系對其成員的影響是巨大的,和睦的家庭與沖突的家庭對青少年的健康成長能引發相反的功效,結構家庭治療模式從影響青少年發展的具體環境著手介入網癮少年。結構家庭治療模式的主要假設內容是:個人問題與家庭的動力和組織有密切的關系;改變家庭動力和家庭組織的過程,可以改變個人及家庭。針對網癮少年的結構家庭治療模式介入,首先是對案主的分析過程注意到網癮原因這一點,隨后進一步了解網癮少年家庭因素成為案主養成網癮習慣的原因,如判定其家庭結構出現不協調現象時,社會工作者可以適當選擇家庭結構治療模式。

社會支持模式強調個人社會關系網在必要時可提供的支持和幫助。一般而言,當個人身處困境時,親人、朋友的熱忱相助、慷慨解囊等就是社會支持的重要組成部分。社會支持模式就是根據服務對象的需求給予生活和精神支持以幫助案主克服困難,形成新的良好的處理問題的能力和習慣。根據林楠關于社會支持的定義可以操作為社會層面和支持層面兩個方面,社會層面按照關系的重要程度分為親密伴侶(父母、配偶、子女等親屬)、社會網絡(朋友、親戚、同事等)和社區(學校、社團等);支持層面包括物質性支持(借錢、介紹工作等)和情感性支持(鼓勵、肯定、發泄等)。

任務中心模式的關鍵是對核心問題的界定。任務中心模式是以改變案主為主要改變媒介,社會工作者只提供建議及資源。它的基本假設是:個人具有解決問題的能力。任務中心模式主要適于解決具體問題,如情緒困擾、人際沖突、角色失調、資源不足、社會變遷等。任務中心模式的基本假設是個體本身的能力可以解決他所面臨的問題。而社會工作者在介入過程中不應該把遇到問題的案主作為病態處理。它認為問題的產生是個體能力的暫時缺失的結果。任務中心模式強調存在問題是環境的原因或者資源不足引起的,工作者只需要幫助案主認清問題,案主的改變動機是解決問題的最大動力。

行為治療模式在社會工作的服務模式中,尤其是在介入網癮少年的服務過程中,具有更明顯的效果性。它本身援引于心理學的治療的方法,目的性明確。主要是在具體操作中非常強調它的實用性和操作性,行為治療模式的原則和過程都有比較嚴格的界定。行為治療模式的基本假設是:一是個體通過學習獲得不適應行為,而且這種行為是可見的,但并不是所有的行為變化都通過學習進行;二是個體可以通過學習消除不適應行為,獲得適應性行為。(參見李振鵬:《青少年網癮矯正中的社工介入》,蘇州大學碩士論文,2013年;趙秀娟:《社會工作介入“網癮”青少年的服務模式研究》,湖南師范大學碩士論文,2011年;陳秀云:《認知行為治療模式介入解決青少年“網癮”問題的個案研究》,華中科技大學碩士論文,2013年)

三、社工介入農村青少年輟學

隨著我國城鎮化的逐步推進,越來越多的農村勞動力涌入城市,而大部分的流動人口子女卻并沒有隨之遷入城市學習和生活,而是繼續留在農村,由于缺少父母的監護,農村青少年輟學問題日益嚴重。社會工作者可以從多個層面對農村輟學青少年開展服務。

首先,社工可以為農村輟學青少年提供專業性的社會工作輔導。這涉及到一整套專業的工作流程:

(1)主動提供幫助。社會工作者接觸案主時首先必須以平等、接納的原則,與案主進行溝通,建立專業關系,切入點可選取其興趣,逐步取得對方的認可和信任。其次,在獲得案主的接納和認可以后,需要進一步了解其思想觀念、心理和情緒問題。隨后社會工作者需要對案主做出全面的評估,確定其需要哪些方面的幫助與輔導并擬定介入方案。

(2)給予專業輔導。以服務對象的需求和實際情況為基礎,在征得案主同意的前提下,社會工作者需要運用社工技巧和方法對案主進行一對一的人際交往、學業輔導、心理輔導等服務。通過這些輔導,使案主更好地適應身邊的社會關系,正確處理自我、本我、超我之間的關系,消除其一些偏差思想、觀念與行為帶來的負面影響。在此過程中,社會工作者要秉承和運用接納、不批判、尊重、保密、個別化和當事人自決等社會工作價值原則。

(3) 擴大介入層面優化服務方案。家庭環境是影響農村青少年問題的關鍵因素,除了與案主保持聯系之外,社工還應該與其家人達成目標上的一致,必要時甚至改變其家人一些認知偏見,為農村輟學青少年爭取來自于家庭內部的正確支持力量與方法。同時,社工也應尋求案主所在社區的協助,為案主建立一些良好的朋輩關系,以此讓案主在發展自我認識時有一個良好的楷模,幫助其樹立正確的價值觀。

(4)結案與跟蹤服務。與案主進行會談,比較案主接受服務前和接受服務后的情況,如輟學情況得到明顯改善,則可進入結案階段。考慮到農村青少年輟學可能出現反復及不穩定的情況,因此社會工作者還需要通過觀察案主日常生活和工作,及其周圍人的反饋等方式了解案主目前情況,以判定案主問題是否真正得打解決。(參見黃娌:《社工介入農村青少年輟學問題研究》,廣西師范大學論文,2012年)

其次,擴大農村輟學青少年的社會支持網絡。社工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做出努力:一是社會工作者應該拓寬助學資金籌措渠道。雖然國家施行了“兩免一補”政策,并開展社會救助互助活動,建立貧困地區農村義務教育發展專項基金。但是由于覆蓋面不夠廣,補助標準偏低等問題,解決農村青少年輟學問題還需要廣泛發動社會、企業、單位、個人參與貧困助學,以籌措更多的資金,讓更多的貧困學生享受到救助。社會工作者作為服務在一線的先鋒,應該主動呼吁社會各界為農村輟學青年盡一份力,并以實際工作經驗提高社會大眾對農村青少年輟學問題的認識,引起更多人的關注,在全社會積極營造助學為榮的良好風尚;二是促進社會各界加大對教育法律法規的宣傳力度。社會工作者應該促進社會各界加大對教育法律法規的宣傳力度,可以通過電視、廣播、報刊書籍、新聞媒介、網絡等各種形式,廣泛地宣傳《義務教育法》、《未成年人保護法》等教育法律法規,使之家喻戶曉。同時,要在社會上形成一種輿論壓力,促使企業自覺做到不聘用義務教育年齡階段的童工;三是制定共享機制整合資源。研究制定農村青少年輟學行業社會工作者之間的信息共享機制、社會資源開發整合及共享機制。設立農村青少年輟學行業社會工作者協會,聯系與教育行業相關的政府部門、企業、NGO等,整合全社會可利用資源為輟學農村青少年弱勢群體服務。(參見袁桂林:《農村初中輟學現狀調查及控制輟學對策思考》,《中國教育學刊》2004年2月)

四、社工介入農村留守青少年成長問題

針對留守青少年群體的問題,學者們提出,從政策上、制度上、學校教育上和社會支持網絡上已給予了正向關注。但是相關學者認為,已經建立的社會支持系統,只是充當一個臨時傾訴者的角色,沒有成為留守青少年成長危機解決的核心監護和持久導向力量。缺乏留守青少年積極主動的配合的應對策略其效果是很有限的。可以嘗試引入學校社工,通過專業的方法解決農村留守青少年成長中的危機和問題。

就介入方法而言,社會工作的三大方法成為學生成長問題解決的有利支持。可以針對留守青少年的不同需求和問題類型,采取適當的方法。(參見范明林、張潔:《學校社會工作》,上海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第一,個案工作方法。針對心理和行為等有突出問題的學生,特別是性格內向、最近遭遇重大危機如喪失親人、單親家庭的學生采用個案工作方法。作為一種專業的服務活動,學校個案工作主要幫助留守學生解決造成其心理問題的社會成因,從而幫助他解決問題,克服困難,并發揮其潛能,在解決留守學生心理問題的同時讓其體驗認知價值,促進其全面發展。學校社會工作通過個案工作理論和方法為留守青少年提供成長指導、學業指導、社會交往指導,等等,幫助學生充分利用各種社會資源、自身資源來解決自身心理問題,并發揮自己的潛能。學校個案工作,能利用人本治療法、理性情緒治療法、心理社會治療法,一方面要促進留守青少年生理健康的發展,這包括對不良飲食觀念和習慣的矯治、現代生活觀念和習慣的養成、常見疾病的防治、對自己作為自然人的正確認識等;另一方面要開展“留守兒童”心理健康和正常社會化輔導。包括“留守兒童”自我同一性輔導、認知技巧的輔導(了解和接納別人的觀點!保持正面的人生觀以及自覺等)、交際行為的輔導、自我管理的輔導、社會角色定位和人生理想教育與規劃,引導留守青少年自測、自控、自我調節,科學認識自己。

第二,小組工作方法的介入。通過問卷分析,對具有同類需求的留守學生,如學生希望提升自己的學習成績、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有自我控制能力及良好的心理素質等,則采用小組工作的方法。學校小組工作,是通過小組組員的相互溝通和影響的方式解決留守青少年的成長問題。通過小組工作方法可以使留守兒童在良好的氛圍下獲得歸屬感,通過集體環境給他們注入希望,給兒童以自我表達和宣泄的機會,同時可以讓他們在團體中了解組員的共性,并在幫助他人的過程中學會處理自己的問題,幫助留守青少年正確處理同伴友誼和人際關系。另外,學校小組工作可以把因家長或家庭原因引起心理問題的留守學生的家長或監護人組成小組。

第三,學校社會工作方法的社區介入。學校社會工作就是促成學校、家庭、和社區之間的協調合作,而運用社區工作的方法可以把學校和社區聯結起來,把社會工作的專業服務方法從學校延伸到社區,協助社區建設、完善教育環境,以及增進學校和社區的溝通。(參見馮壽林等:《農村留守青少年成長問題及社會工作應對策略分析》,《學理論》2011年7月)

此外,在留守青少年兒童比較集中的學校設立學校社會工作者,不僅僅能彌補班級教育的缺陷,個別化地解決留守學生成長過程的情緒問題、行為和心理問題,還能同學校教師一起,培養全面發展的學生,解決教師多角色的混亂與壓力。此外,通過“一校一社會工作者”也能增加新的工作崗位,緩解目前的大學生就業壓力。學校社會工作者的角色引入學校教育體制,終究還是需要政府的觀念創新和政策支持。(參見王文晶、李卉、王瑞娟:《社會工作視角下農村“留守兒童”問題的分析與對策》,《長春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9月)

五、離異家庭青少年社會工作

隨著我國離婚率逐年提高,離異家庭數量越來越多,離異家庭青少年也日益受到社會工作者的關注,其中,家庭社會工作是處理這一領域問題的主要專業方法。對于離婚家庭青少年困境的介入,家庭社會工作的方法不失為一種值得實踐的選擇。在實際介入家庭問題時,家庭社會工作主要運用個案工作、小組工作、社區工作、社會政策等社會工作領域中的傳統方法,以及家庭社會工作領域中的一種特定方法——家庭治療。

(1)個案工作法個案工作法對于了解離婚家庭青少年并與之建立信任關系是非常有效的。對于這些青少年來說,一對一的輔導,能夠讓他們感受到踏實和信賴。在進行心理輔導或個案訪談時,作為一名忠實傾聽者,社會工作者需要充分運用同感和鼓勵的技巧,引導離婚家庭青少年說出自己的真實想法。一方面,這些青少年渴望獲得別人的關愛,甚至會不自覺地吐露自己心底的感受;另一方面,又對這種關愛感到不信任。因此,社會工作者無論是在接案或結案時,都要處理好與服務對象的關系,及時關注其情緒變化,避免給服務對象造成“二次傷害”。

(2)小組工作法在部分離婚家庭的青少年看來,社會工作者來自雙親家庭,難以理解和體會他們的想法與遭遇。此時,小組工作法便非常適用。將具有相似境遇的家庭組成小組,通過組員暢談、家庭游戲等方法,既讓青少年宣泄內心的痛苦,又讓父母看到平時被孩子“掩藏”起來的另一面,以更好地幫助他們找到同輩群體中的朋友,拓寬他們的人際關系網絡。

(3)社區工作法運用較少。基于中國社會工作發展的水平,在目前的實際生活中,社區在解決家庭問題尤其是那些看似不突出、不尖銳的問題方面,作用并不明顯,但不可否認社區工作法在家庭社會工作中的價值和重要性。社區能以多種手段將社區內的家庭、學校等與青少年密切相關的資源聯系起來,構成一個龐大的社區資源網絡。在這個網絡中,資源間的信任感較高,資源問的溝通、協調更加便捷,資源間的支持也更具針對性。

(4)社會政策。社會政策的制定與社會資源的流動、媒體輿論的導向有著密切聯系。在中國,社會工作者扮演著政府與人民之間聯絡人的角色。社會工作者可以將實際工作中遇到的問題、群眾的意見向相關的政策制定部門傳達,使其上升到政治制度層面;社會工作者也能為政策的制定、宣傳、落實發揮專業性的作用。因此,社會政策應當有重點地向離婚家庭傾斜,為離婚家庭的父母提供經濟支持、精神支持、資源支持,并正確引導媒體輿論,避免新聞報道將離婚家庭的青少年“問題化”“污名化”。

(5)家庭治療。家庭治療是一種治療模式,是把整個家庭作為治療的單位,重點在家庭成員問的互動關系和溝通問題,是處理人際關系系統的一種方法。它將個人的問題與整個家庭聯系起來,依靠家庭的力量來解決個人面臨的問題。社會工作者可以通過溝通游戲、模擬家庭會議、家庭重塑和家庭雕塑等治療模式來加強離婚家庭的青少年與父母的溝通。這些模式的運用,既有利于讓青少年感受父母的關愛、家庭的溫暖,也能讓他們明白自己并不是“孤軍奮戰”的。在溝通的過程中,父母要耐心地傾聽孩子的想法,明白孩子的真實感受,了解孩子行為背后的深層含義;青少年也要看到父母為他們所做的努力。(參見劉念:《離婚家庭青少年成長困境與家庭社會工作介入》,《江蘇經貿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3年10月)

針對社工介入離異家庭青少年社會工作提出以下三個方面的建議:

(1)以增權的方式介入離異家庭青少年社會化的發展困境。首先,提高離異家庭家長的教育水平。離異家庭的家長對待子女的教育,往往容易形成兩個極端。要么放任不管,要么過分溺愛,這兩種教育方式其實都是不可取的。離異家庭青少年更需要的是心理上的撫慰,家長要給予他們一份充分的、包容的愛,平時多與孩子溝通,尊重孩子的一些正確想法。

其次,離異家庭青少年要提高自我認可意識。某些離異家庭的青少年長期處于一種自卑狀態,認為自己家庭不完滿,學校、老師、同學看不起自己,社會輿論對其有偏見,這樣一來他們就無法認可自己本身所具備的優點和能力,嚴重缺乏自信,沒有一個健康的心態。對于這些離異家庭的青少年,他們自身要對自己有一個自我認可的意識,要提高自己的自信心,正確應對心理輔導,保持健康心態。

(2)密切關注離異家庭青少年的生存狀態,強化對策方法研究。社會工作者在對離異家庭青少年社會化的介入工作結束之后,還要有一個后續的觀察階段,這個階段可能比較漫長,但是又十分重要,是社會工作介入從實踐再升華到理論的一個重要階段。社會工作者在介入工作結束后,要密切留意離異家庭青少年在物質和心理上是否得到合理的滿足,從而促進他們正確的社會化進展。

(3)調集家庭、學校、社區力量為離異家庭青少年創設良好的社會環境。社會工作者以個案研究的方式介入離異家庭青少年社會化問題的研究,這僅僅只是一個開始,要讓離異家庭青少年真正健康的成長,需要家庭、學校和社區的全社會力量進行配合。社會的可用資源運用其中,通過家長、同輩群體、老師和社區居民的共同參與,給予離異家庭青少年一個健康的生長環境,這對于他們的社會化進程將是一個十分有利的條件。(參見葛軼蒙:《離異家庭青少年的社會介入工作探討》,《新西部》2014年第2期)

六、社會工作者應對青少年偏差行為

青少年面對眾多的壓力和沖突,面對逐漸失調的心理,他們顯得既脆弱又無助,家庭、學校、社區或者說全社會的責任就是幫助他們擺脫困境,走出陰影,糾正他們的偏差行為,引導他們通過自身的能力,來維護和保持心理健康,防止心理障礙的產生,防止心理變異而導致偏差行為的產生。心理學研究表明,雖然好奇心理、虛榮心理、盲從心理、爭強好勝心理、逆反心理、利己心理、報復心理以及尋求刺激心理等都可能誘發青少年偏差行為,但偏差行為的養成是長期處在不健康心理狀態下的結果。可以這樣說,偏差行為傾向不只存在于不良少年身上,幾乎每個青少年都會存在“有可能”導致偏差行為的先天因素,也都會接觸“有可能”導致偏差行為的社會環境,因此,幾乎每個人都存在偏差行為,只是這一傾向的強弱會因人而有所不同。社會工作者只有了解青少年的心理特點,及時掌握青少年的心理動向,并且用科學的教育方法加以引導,才能防患于未然,對青少年偏差行為加以預防或糾正。(參見屈智勇、鄒泓:《青少年違法犯罪的基本特點及發展軌跡研究》,《中國青年研究》2007年1月)

1.輔導幫助青少年建立健康心理

社會工作者對青少年的言行應該有充分的了解,由此掌握當下青少年的發展狀況,只有了解了青少年的心理發展特點,才能幫助他們在充分了解自己能力和特點的基礎上,確定學習、工作或其他方面的奮斗目標。首先,社會工作者要引導青少年不要僅憑良好的愿望和熱情盲目地確定一些脫離實際的目標,更不要盲目參加不切合實際的競爭,對自己的期望值不要過高,否則目標落空,遭受挫折,容易產生心理障礙。其次要幫助他們學會自我調控情緒。在現實生活中,青少年難免會遇到不良刺激而出現負性情緒,考試挫折后的苦惱,同學吵嘴后的生氣,工作中的不如意……對于這些,社會工作者要及時提醒和告誡他們學會自己調控情緒。最后要輔導他們學會人際交往。青少年在正常交往中,能溝通思想,交流情感,從中得到啟迪、疏導和幫助,增強信任感和激勵感,從而大大地增強學習、工作、生活的信心,最大限度地減少心理困惑,保持健康的心理素質。

2.利用文化傳承工作促進青少年心理健康

青少年作為信息社會的主體,他們所具有的文化與其父輩所擁有的文化已經有著很大的不同,呈現出一種斷裂性變化的局面。導致的直接后果就是青少年的價值觀與其父母長輩的價值觀有很大不同,有時甚至對立,從而造成雙方對同一問題的看法矛盾或者溝通困難,給家庭帶來代際之間的沖突,進而影響到社會的穩定。

社會工作者有必要扎根在中國社會,著力于治療中國文化斷裂的“硬傷”,繼承與借鑒雙管齊下。為了極大的發揮社會工作者實踐服務的作用,有學者對目前我國的社會工作存在的組織結構做了研究,并倡議通過政府,社會工作教育機構及海外有關機構和國際非政府組織結成三方合作關系,致力于我國社會工作的研究,在繼承我國傳統社會教育優勢的基礎上,借鑒發達國家的社會工作理論及經驗。

3.社工需積極糾偏扶正青少年偏差行為

青少年偏差行為有一個過程,青少年的偏差行為發生之時必有不良思想和行為的表露。如果發現孩子有以下不良言行出現,社會工作者就應高度重視。如社區青少年有模仿兇殺、俠客的行徑,任意毀壞財物,經常結識不良朋友,或者看淫穢錄像,接觸毒品,或者大吃大喝,出入娛樂場所,大把花錢等不良行為出現時,社會工作者就應該一方面教育引導,另一方面通知家長配合教育,讓孩子逐漸從不懂事變得懂事,就能從根本上阻止孩子偏差行為的產生。總的看來,要糾正青少年偏差行為,靠某一部分的力量是難以完成的,這需要青少年群體、家庭、學校、社會構成“四位一體”的有機體系,在實踐中共同服務青少年,才能解決這一世界難題。(參見李瑞霞;《淺析社會工作者如何應對青少年偏差行為》,《理論月刊》2008年4月)

七、社區民間組織與青少年發展

大量研究表明,由于社會結構的變遷和經濟體制的轉型,使得貧困、流浪、失業、犯罪等“社會排斥”現象正日益困擾著青少年的發展。青少年發展問題既包括國家在青少年福利和服務提供等方面的政策問題,又包括青少年教育和人格形成問題,還要關注對有情緒障礙和行為偏差的青少年的補救等。因此,構建一個有利于青少年成長的社會支持網絡勢在必行。

調查顯示,目前我國青少年發展的社會支持網由微觀社會支持網、中觀社會支持網、宏觀社會支持網三個層面構成。微觀層面的社會支持網主要是指在一定范圍內能夠給青少年提供支持與幫助的個體與群體,主要是家庭、鄰里、朋友、青少年工作志愿者;中觀層面上的社會支持網絡主要指參與青少年工作并且在不同程度上給予青少年以支持與幫助的相關組織,主要包括參與青少年工作的相關職能單位支持網絡、青少年工作單位與學校的支持網絡和第三部門的支持網絡;宏觀層面上包括社會支持網絡、政策支持網絡、社會文化支持網絡、經濟支持網絡、大眾傳媒支持網絡。其中,社區民間組織是青少年社會支持網中的一個重要主體。(參見黃麗惠:《推進并完善青少年事務社會工作的思考》,《閩江學院學報》2010年1月)

隨著社會轉型的推進,尤其是隨著“單位人”迅速向“社會人”、“社區人”的轉變,社區民間組織對青少年發展的影響將更加明顯。社區民間組織在充分挖掘社會資源和社區優勢、積極消除對青少年群體的“社會排斥”現象方面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

首先,社區民間組織對貧困青少年群體的救濟是由有經驗的、專業性的社會工作者承擔,而非政府官員,因此有助于消除受益對象對公共援助的潛在政治恐懼感以及由于社會排斥而形成的剝奪感。

其次,社區民間組織對青少年福利的供給直接面對服務對象,因而對受益人的需求反應靈敏、服務質量和服務水平優于政府機構,且更加專業化、人性化。

再次,社區民間組織本身具有“非分配約束”的特性。這使其在提供青少年福利服務商品時只能將他們所獲得的利潤作為組織進一步發展的基金而不能參與分配。這就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組織成員在提供服務時牟取私利的動機,從而最大化地維護了受益對象的利益。

最后,社區民間組織項目化的運作機制和模式,使得處于各種生存背景下的青少年群體都有可能接受到服務項目。比如,對貧困青少年可提供家庭救濟、醫療補助、教育資助等救助性服務項目;對殘障青少年可提供醫療護理、特殊教育、愛心奉獻等治療性服務項目;對一般青少年可提供健康文娛、生活教育、安全教育、科學普及等發展性服務項目,幫助犯罪青少年“再社會化”等等。(參見段素菊:《社區民間組織與青少年發展——以青少年社區矯正為例》,《國家教育行政學院學報》2007年10月)

摘編:李  哲

責編:郭開元

(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少年法律研究所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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